第1节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历代绘画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历代绘画

“中国绘画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它是以毛笔、墨、绢纸为主要工具,以点线结构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造型艺术。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人物画,战国至秦汉是绘画的成长期;魏晋南北朝时代,人物画臻于成熟。唐宋时代,人物、山水画全面兴盛,在注重写实的基础上,创造出工笔重彩、水墨单色,泼墨、没骨等表现技法,并演绎成各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风格样式。”

以上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绘画,也是上海博物馆常规展览所呈现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线索。一方面,中国画和西洋画有何区别,中国画如何从无到有,如何在历代流变,值得探究。另一方面,时代发展与艺术发展并不同步。中国艺术的高峰未必在盛唐,明清以后也并非随着社会衰落而破败,这些都可从文物本身看到,因为文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譬如,元代异族统治取消科举,切断了读书人的仕途,经济也不发达,加之苛捐杂税,无锡、苏州等江南富裕人家纷纷背井离乡。文人隐居,却促使艺术发展,发端于宋代的文人画在元代迎来高峰。又如,明清绘画流派纷呈,艺术最为丰富,并非如人们想象艺术随封建社会衰败而衰败。伴随利玛窦等传教士一同进入帝国宫廷的,还有郎世宁等洋人画家,他们对于中西绘画交流与结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的陈列力图让观众了解中国绘画的完整面貌。

上海博物馆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中国古代的即1840年之前的艺术。书法、绘画与陶瓷、青铜不同,所谓“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展品保存时间非常有限,再加上展出全是真迹,没有复制品,所以采取几套藏品轮换的办法,每年定期更换三至四批文物,每期展示约140余件。

唐代以前的绘画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弱项,只有些册页,多与佛教有关。尽管绘画有手卷、立轴、册页等多样形制。不过,由于历代战乱,流传下来的大型作品毕竟有限,册页因便于携带、保存,流传较多。尤其是到两宋又出现了几位酷爱艺术的君王,他们扶植艺术,建立翰林图画院,如宋徽宗为了便于御览将图装成册,每十几件为一册,大量册页因此流传,两宋画风得以展现在今人面前。

这一时期的绘画种类主要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等。宋代山水画有北方(中原)画、江南画(董巨)之分;花鸟画,尤其是宣和画院的画作是绘画史上的明珠。

《高逸图》是孙位存世的唯一真迹。据研究得知,此卷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原作当比现存画幅大一倍,所画主题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此卷仅剩其中四人,经考证,从右至左分别为浩然洒脱的山涛、手持如意的王戎、捧杯回首的刘伶和挥动麈尾的阮籍。

人物席地而坐,每个人物之间以湖石、树木、童仆做隔断,这种图式可追溯至南京出土的南朝画像砖。换言之,此种竹林七贤的构图并非孙位独创,画家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七位高士之“魏晋风度”的把握和呈现。整个绢本以工笔重彩绘成,人物以粗细一致的铁线描描绘,根据人物动态形成洗练概括的形象,随后又敷染以白粉,以塑造服装丝绸的质感,从比较厚的粉质慢慢舒展开来,随着人物动态形成凹凸感和运动感。画面色彩异常丰富,历经千年,依旧鲜艳灿烂。

中国画最早成熟是人物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摘录的 “谢赫六法”本是专讲画人物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转移摹写”、“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骨法以下都是具体的方法,皆由气韵生动为统领。

所谓山水画是从人物故事画的背景中跳到前台,后来才慢慢成熟的画种。此画中的湖石不是写实而是有装饰意味的。从湖石的勾勒形式来看,并非简单的勾线而是皴擦,有阴暗面、有转折,说明当时晚唐描绘石头的笔墨皴法已相当成熟,生动再现了太湖石玲珑通透的质感和孔洞的各异形态,为了防止重复和雷同,用笔变化万端。这种奇石在当时的赏石文化中,属于上档次,值得欣赏的。如果我们仔细揣摩湖石的外形及其内在质量,会发现艺术家为了刻画好这种山石,所花功夫并不亚于勾勒人物形象特征和面貌。《高逸图》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勾画山石、树木的技法在唐代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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