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文化 国内远未被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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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快报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谈美术馆服务现状:

  在国内,很少有人把美术馆当消遣的场地,为此,现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早在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期间,就曾作过尝试,试图在星期六晚上开放,但最终坚持不了一个月;也曾为开“夜场”做了很大的宣传,把原定5点关门延迟到9点,但那段时间去看展的却寥寥无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民众跟美术馆的距离如此之远?这是否跟美术馆的定位有关?作为院办美术馆,它将在美术馆系统中担任怎样的角色?可以为公共服务发挥怎样的职能?对此,收藏周刊记者专访王璜生,他表示:“支撑其背后的美术馆文化,远远没有被普及,远远没有夯实的基础。”

  青年艺术家的收藏

  一直是央美美术馆的重要部分

  收藏周刊:作为学院美术馆,中央美院美术馆目前的收藏定位如何?有哪些收藏标准?

  王璜生:中央美院美术馆最突出的定位特点,就是跟学院的教学、历史发生关系。那么,在收藏和学术研究方面,就需要更多地考虑中央美院在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及优秀学生的代表性作品;同时,跟学院的教学有关,我们也曾收藏了一些古代绘画,包括民间艺术,主要是提供给美院师生有更直接学习、观摩、研究的机会;我们还收藏一些国外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彭克、博伊斯、吕佩尔茨、马克吕布等的作品。

  收藏周刊:毕业生(青年艺术家)作品所占分量如何?

  王璜生:青年艺术家的收藏一直是中央美院美术馆的重要部分之一,例如历届毕业生优秀作品的收藏,这占整个藏品体系的份额是比较大的。过去近一个世纪,就留下了很多学生和毕业生、青年教师的优秀作品。我策划过一个名为“青春万岁——中央美院美术馆藏‘新中国美术的青年时代’作品专题展”,就是将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留下的优秀作品梳理出来做的展览。当年的青年学子、青年教师,到后来很多都成为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而当年他们创作的作品,不少也成为了时代的经典作品,如王文彬的《夯歌》、汪诚义的《远方的来信》、詹建俊的《起家》等,以及徐冰、刘小东、隋建国、苏新平、喻红等的毕业创作。而另外,重要艺术家如王式廓的作品,我们就收藏有两百多件。像广东油画大家司徒乔,当年他在中央美院任教过,我们美术馆收藏的司徒乔油画作品,应该是其他美术馆无法相比的。

  收藏周刊:相比公共美术馆,学院美术馆自身的造血功能如何?目前来自校友捐赠和拨款购买的藏品,分别占怎样的分量?

  王璜生:首先,我们有学校的收藏专款。第二,近几年也申请了国家的艺术收藏基金。还有一些藏品来自著名艺术家本人或家属的捐赠。而这些收藏工作,特别是毕业生作品收藏,我们专门成立了学术委员会进行收藏评估和选择。美术馆的收藏,会根据学术委员会的意见以及自己定位和标准进行相关收藏。

  我们有严谨筛选标准

  需要规避有雷同倾向的作品

  收藏周刊:收藏青年艺术家作品需要注意什么?

  王璜生:我们会有一个严谨的筛选标准,每年收藏作品也不是很多,但是比较严谨,大概是六七十位学生的作品,因此,筛选难度并不会很大。更多的考虑可能是作品在某一种方面的代表性。如果我们反复对比发现,某一幅作品跟其他作品有相似性,那我们基本不会收藏。

  收藏周刊:某美术馆近日被指收藏的青年作品中,有涉嫌抄袭行为,如果发现作品涉嫌抄袭或者盗用他人创意,中央美院美术馆会怎么处理?

  王璜生:这个要看具体事实。比如如何定义“抄袭”和判断是否“抄袭”、如何抄袭都要具体分析。当然,作为美术馆本身,在收藏作品的同时,也确实需要高度重视作品的原创性和独特性,确实需要规避有雷同倾向的作品。

  收藏周刊:目前中央美院的收藏计划如何?

  王璜生:因为每年学校都会有固定的收藏拨款,这个有严谨的计划。同时,我们也在申请国家艺术基金,每一次申请都是提前一年做准备的。例如我们最近准备收藏伍必端、田世光等先生的作品,都会通过申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进行收藏。

  收藏周刊:类似这样的收藏经费一般可以达到多少?

  王璜生:学校是每年固定的一笔不大的费用,但太少了,说出来不好意思。而国家艺术基金则根据具体申请项目而定,当然,能申请得越多就越好了。

  抓学术也抓公共服务

  美术馆和公众都需要付出努力

  收藏周刊:目前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影响力似乎远远要超出它原本作为学院美术馆的身份,在影响力上去的同时,应该如何让相关的美术馆服务也得到推进?

  王璜生:这方面我们一直高度重视,并很努力,特别是我有过担任公共美术馆广东美术馆馆长的经历,使我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上任之初就设立公共教育与发展部,并且把定位明确为立足美院、影响辐射北京高校和社区文化。例如我们的“美术馆之夜”就是加强与高校交流的一个举措,跟年轻艺术家、学生开展很好的互动。还有“三公里社区”行动,主要围绕望京地区的社会服务进行工作。还有“高雅艺术进校园”“高参小”“外来工子弟学校公益活动”等。我在广东美术馆任职期间,就一直强调,要一手抓学术,一手抓公共服务。如何把有学术高度的展览,同时推送给关注美术文化的公众。在中央美院,我的做法和理念还是一样。我们的公众号备受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点击率也很高,最近还在网站开辟了“动态影像”栏目,这在国外美术馆都是重要的一块,国内目前则非常少。我们的数字美术馆,从2010年起到现在,社会影响也很大。

  收藏周刊:据了解,港台地区甚至国外的美术馆在服务方面做得较具人性化,对比来看,我们的美术馆服务,是否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提高的?

  王璜生:我一直认为国内的美术馆跟国外的美术馆存在非常大的距离。我曾经到过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美术馆,一进去大堂,服务台上面,放着几乎世界所有国家所有语言的导览册,这导览册是对美术馆自身的基本介绍等。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强的社会服务理念和文化推广理念。

  谈到如何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这里面美术馆有很大一部分责任,那为什么国内的美术馆做不好?是因为支撑其背后的美术馆文化,远远没有被普及,远远没有夯实的基础。

  公众埋怨美术馆高高在上,导致自己不愿意进去,但是,这样的公众是否有检讨过自己?不愿意走进去仅仅是因为美术馆高高在上吗?还是另有别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在广东美术馆曾经做过尝试,我们试图在星期六晚上开放,但坚持不了一个月,就崩溃了。我们为开“夜场”做了很大的宣传,把原定5点关门延迟到9点。而尝试“夜场”的这段时间,只有一两个人走进美术馆来。因此,最后还是没办法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们目前的公众跟美术馆、博物馆的关系确实非常疏远,如何拉近二者的距离?我认为双方都需要努力。美术馆机构要多推出好的展览和活动,公众要多关注文化艺术。

  收藏周刊:支撑美术馆背后的文化结构没有建立?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美术馆文化要做哪些工作?

  王璜生:这是全社会的事,首先美术馆要有好的展览、文化环境、服务。而从整个社会机制来讲,包括媒体、理论评论、社会支持等,都需要积极而专业的态度。其中社会赞助也特别重要,举个例子,像英国著名艺术家托尼·克拉格办展,英国政府为他动用了英国所有的著名企业,包括奢侈品的、包括航空公司等企业为其赞助或者支持,只有当艺术与这些社会企业进行有效交流的时候,艺术的服务、公众的参与,才能构成完善的美术馆服务或者艺术普及工作的链条。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这个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美术馆文化的各个环节中几乎都非常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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